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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员楷模高社长
[ 作者: 薛乾 ]

(纪念高社长去世系列文章之四)

 

作者:薛乾(北京世知东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)

 

一、突发病危

我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高社长的世知人。在825日周四下午,我去见了高社长。在此之前,给他打了数次电话,最终打通了,他却不让见,不想打扰大家工作。我坚持己见,一定要去,他没办法,才同意了。

高社长由于肝癌对于胸口部分产生了压迫,不停地打嗝。高社长躺着,不便多说话,我就给高社长说起,蒙古国最近因为国际大宗商品大跌,从而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困境。高社长说起今年7月份“人民网”对于他的采访,中国的“一路一带”与蒙古的“草原之路”应该结合起来。

高社长是中国前驻蒙古国大使、资深外交官,现任蒙古国研究会名誉理事长。1970年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本科毕业,1972年进入外交部工作,曾在驻蒙古、印度、加拿大、意大利使馆工作。在国内曾在外交部礼宾司、美大司、机关党委、国务院外办工作。曾任驻加拿大使馆参赞、驻米兰总领事、驻蒙古国大使。在国内曾任国务院外办参赞、外交部机关党委副书记、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。

我在网上查询了,三〇二医院的肝病治疗科室很棒。但是高社长说,这里也治不了自己的病。我询问病情后,知道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,但是高社长的精神状态还很好,觉得还能够坚持很久。

我出了医院,就开始找医生。最后经好友推荐,找到了一位正在深圳给一位退休的国家领导人治病的中医。一直到周六(827日),对方才答应在周日下午赶到北京,我在机场接上她,直赴三〇二医院。我兴高采烈地与高社长通电话,没想到是高社长的女儿接的电话,她平静地告诉我:父亲已经走了。

当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。等放下电话,赶紧告知还在深圳的医生,请她不要再匆匆地赶回北京了。推荐这位医生的好友知道后,说:“非常抱歉,非常遗憾,非常自责。”

我给高社长的女儿用微信转账一些费用,但是她回信说:“爸爸临终前嘱咐,绝对不收任何人的捐送。我爸最后的叮嘱,做女儿的一定是要做到的,请您理解。”社里的一位领导后来也给我说,当大家得知高社长住院后,一起凑了一些善款送去,也被退回来了。

 

二、廉洁奉公

这让我想起多年前,高社长应邀去外地讲课,我做陪同。讲完课,主办方给高社长送了红包三千元,作为讲课费。高社长回到出版社,就交给了工会,让给老干部买礼物用。这样的事情,屡屡发生,以至于有的同志提建议:“高社长,那些钱是您自己的讲课费,和世知社没有关系,不用上交。”但是高社长说:“自己只要在任上,人家请的就是世知社的社长,有关系。”有时候高社长在外参加活动,主办方送的礼物,高社长也都交给团委,逢年过节时,社里常常搞活动,总有抽奖这个环节,其实很多奖品都是高社长捐出的礼物。

记得高社长2007年刚来上任,就利用各种机会,逐步与全社同仁分别聊天,就连楼道清洁员、食堂炊事员、门口保安,都分别聊天。最多是在社食堂,每天中午,高社长就端着饭碗,主动与大家坐在一起,与大家攀谈。

那个时候,出版社非常困难。有时候,社的账上资金,仅剩下三五十万元。按照当时主管财务的副社长的说法,对于这么大的社,如果账上资金低于三百万元,就相当于没钱了。如何找到发展道路,高社长征求了每一位同仁的意见。后来我偶尔和一位老员工在冬天午间晒太阳时,她说:“高社长来后,力图振兴!那么大年纪了,还这么拼命,真让人感动。”这位同事说着说着,就潸然泪下。

一次我坐地铁,竟然在车厢里遇到了高社长。当时我极为惊诧,不敢相信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领导坐地铁的,并且还是上了年纪的大领导。高社长笑着说,“自己的私事,不能用公车。”当时还没有八项规定,高社长已经率先实施了。

当时出版行业的外部环境,已经很糟糕,国民阅读率接连下降,又逢上转制,从事业单位转型为国有企业,内部矛盾重重。高社长一面培育新的业绩增长点,开拓市场,振兴出版社;一面化解内部矛盾,推动转型。不断有老同志不理解,甚或扬言要去外交部门口静坐,都被高社长以极大的诚意化解了。

高社长不仅事业心强,而且家庭观念也很重,是我们后辈的榜样。他晚上从来不会客,更不赴宴。我们开始时不理解,因为中国很多生意都是在饭桌上谈的,尤其是晚宴,更加重要。但是高社长一概推掉,后来才知道,高社长与老伴为了共和国的外交事业长期分居,一直到六十岁了才团聚,所以每天晚上要早早地回家。等高社长有了外孙女,更是开心,自己命名为“铃铛姥爷”。后来老伴去世了,高社长自己的身体也不好了。高社长依旧很洒脱,说:“如果在这个世间多活一天,就是多当一天铃铛姥爷,快快乐乐地陪伴外孙女成长;如果要离开这个世界了,就是去陪自己的老伴了。无论怎样,都很好。”

 

三、弘扬中华文化

高社长以自己的光辉人格,逐渐感染了大家。在2007年初到2011年秋的四年多任期里,高社长苦心经营,上下同心,我觉得取得了三大成就:一、出版社平稳转制成功;二、为出版社的离退休人员补齐了社保之后,尚给出版社账户上留下了三千多万元的银子;三、培育了几个新的团队、新的业绩增长点。这时的出版社,退休人员都归到了北京市社保局,没有历史包袱,同时手里有一定的资本,有一定的团队,真是可以大展雄图、振兴世知社的历史时刻!

薛乾所在的“世知东方”,就是高社长在2008年一手创建的。高社长长期在海外担任外交官,多次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,化解外交冲突。每天中午在一起吃饭时,高社长常常很开心地给大家讲述,他是如何用中华智慧,帮助开展外交工作的。高社长自己最喜欢读的书是《素书》,也常常给大家讲解这本书。高社长作蒙古国大使的时候,遇到藏传佛教的重大节日,他会让司机开着大使馆的车,上面有中国国旗,大摇大摆地去乌兰巴托最大的寺院。他有大使基金,可以支配,就拿出一部分捐赠。有人指责他,高大使说:“蒙古人都信这些,佛爷比他们亲爷还亲。我们做外交工作,为何不顺着他们的心思呢?”在高大使任职期间,中蒙关系顺利化解了数次风波。等高大使退休回国,蒙古总统竟然还聘亲高大使担任他在中国的代表。可见,高大使深受蒙古人的信任!

世知社原来的定位是“向中国介绍世界”,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崛起,高社长建议再增加一个定位:“向世界说明中国”。不仅说明中国的政治经济、社会发展,也要说明深层次的中华文化,所以创办了“世知东方”文化公司。

高社长给该公司的定位是“公益产业化”,首先是公益,其次是产业,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。(注:2015914日,中办、国办印发《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》,高社长提前数年实践了中央的指示)“世知东方”文化公司出版了大量中华文化图书,品质优,定价低,发行折扣更低,薄利多销,深获大众喜爱。该公司不靠外交部项目,不占用外交资源,完全走市场,数年间,不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,而且创造了较大的社会效益,已经有四种图书获奖,外交部时任部长杨洁篪同志也两次予以表扬。

 

四、为了长远

为了让世知社振翅高飞,高社长撰写了一份长长的信,请同事转交给下一任社长。我们这些员工,没有看到这份信,应该是在高社长呕心沥血四五年的基础上,请下一位社长全面振兴出版社的。

薛乾个人的揣测,应该包括:

一、放飞几大业务部门,一段时间内不用向总社上交利润,人事任免权也交给他们,让他们去市场里拼搏,各自找路,三年左右,再全部收拢,组成一个大集团。

二、推荐几位德行能够服众、能力能够领众的人,进入下一任领导层。高社长虽然很看好他们,但是并不在自己的任期内提拔,而是让下一任社长提拔,这样对他们有恩,他们会很努力工作。

相比有些领导“我死之后,哪管它洪水滔天”的作为,高社长如此负责任的态度,真是当今为政者的榜样!

薛乾自幼因家庭原因,痛恨贪官污吏,因为接触不到廉洁干部,所以对于我党都快要失去信心,念大学时曾一度要求退出共青团,差点儿被开除,最后被学校列为思想危险的学生,每个月都要写思想汇报,接受院系辅导员的询问。但是我这样的一个愤青,在高社长的熏陶下,亲眼目睹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风采,逐步化解了内心的冰块,重新坚定了对于中国特色道路的信心,坚定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。正如圣人所言:人能弘道,非道能弘人呀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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